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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二)  

2011-05-25 22:22:32|  分类: 域外撷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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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二) - 银河之星 - 银河之星转载
清朝在明朝内忧外患中乘虚入主中原,凭借其有力而高效的政治机器和组织严密而又生气勃勃的八旗军队,夺取了在全中国的统治权。它沿用了明朝的统治模式同时又加进了满洲固有的统治手段和统治经验。建立了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强大的专制主义政权。尽管清朝的统治与明朝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整合,是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 

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更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利的确立,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其主要表现,一是文字狱,一是寓禁于修的大规模图书编纂活动。 

文字狱前人论述甚多,不必重述。 

关于大规模图书编纂活动,则要多说一句。在说到“康乾盛世”时,时人往往会盛赞“四库全书”的编纂,称其规模宏大,保存文化典籍,功垂千秋云云,而不提或少提它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初,乾隆帝就对各地官员在征集书籍时,或者不明白乾隆帝的意图,或者有意隐匿或保护一些图书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自应将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毁,将书名奏闻”“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也就是说,禁毁“违碍”图书从一开始就是乾隆帝的一个主要目的。众所周知,结果是在四库全书编纂中有大量图书被禁毁。著名书商孙殿起在其《清代禁书知见录》中说:“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3000余种67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当时对旧籍之追缴销毁与四库开馆相始终。”许多禁毁图书现在已经无法见到了。清代的禁书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纂修毫无功绩可言也似无不当。 

既然清代统治者不准人们思考,那么,知识分子只能钻入故纸堆了。于是所谓“乾嘉之学”大兴。乾嘉之学的辉煌多少带有一点惨淡和悲壮!须知正是在这时,西方社会在长足进步。而中国却在满足于地大物博、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中“万马齐喑”,裹足不前。
在中华裹足不前的时候,西方取得了哪些进步呢? 

 一七三三年,在英国,在纺织领域,凯伊发明了飞梭,产业革命从此开始。1一七六四年,同样在英国,哈格利夫士发明了新式纺车,即著名的珍尼纺纱机。一七七三年阿克来特发明了新式纺织机。新的机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一七六九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产业革命在动力上出现了革命性的进展。 

 其后,蒸汽机不断得到改进,并在机车、轮船等许多方面得到普遍应用,使欧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 

 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全面近代化,各个学科体系逐渐完成,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知识变成了科学。”在思想领域,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的思想闪烁出耀人的光彩。接着,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1775年北美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1783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发表《人权宣言》,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 

 大清帝国对域外的这些情况完全不予理睬。法国人佩雷菲特说:“正当欧洲人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出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清朝建立之初,残明的反清势力还很活跃,特别是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的复明活动,给清朝造成很大威胁。清廷一再下令迁海,切断大陆地区与海外的联系,以断绝郑成功的供应。虽然,在台湾统一后,清廷一度开放海禁,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久,清朝再次对海外贸易加以限制。康熙年间,汤若望教案发生后,洋教的传播开始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后,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而且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1717年,清廷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到1727年禁令曾经被废除。1755年,清廷下令限制外商,“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1761年,清廷又根据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建议,不准洋商在省内过冬,间有过冬者,只限在澳门居住。洋商到粤,命令在当地寓居的行商对其加以管束、稽查。禁止内地民人借领洋商资本贸易,禁止洋商“雇倩汉人役使”、雇人传递信息。洋船停泊处,酌拨营员弹压稽查。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英国的请求予以断然拒绝。须知,这些严厉的海禁措施是在清朝发展到极盛时采取的。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不仅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朝气蓬勃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利用,是从维护皇朝统治出发的。与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明朝时期由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的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由康熙皇帝支持,有法国人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参加测绘的《皇宇全览图》,在完成后,就被收入内府密藏起来。由传教士巴多明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却被认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毂成、何国宗等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介绍了自晚明以来传人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但数学家们却宣称:这些西学“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也就是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成了众口一词的流行说法。这种“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事态发展的结果显然已经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国在世界上将逐渐落伍,以至被动挨打。 

英使马戛尔尼在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他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英国人已经看出了清帝国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本质。当清帝国紧闭国门,一再拒绝开放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便决心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大清帝国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败和屈辱。
大清帝国对域外的这些情况完全不予理睬。法国人佩雷菲特说(Alain Peyrefitte):“正当欧洲人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生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清朝建立之初,残明的反清势力还很活跃,特别是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的复明活动,给清朝造成很大威胁。清廷一再下令迁海,切断大陆地区与海外的联系,以断绝郑成功的供应。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的敕谕说道:“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虽然,在台湾统一后,清廷一度开放海禁,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久,清朝再次对海外贸易加以限制。康熙年间,汤若望教案发生后,洋教的传播开始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后,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而且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到雍正五年(1727年 )禁令曾经被废除。乾隆二十年(1757年 ),清廷下令限制外商,“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二十四年,清廷又根据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建议,不准洋商在省内过冬,间有过冬者,只限在澳门居住。洋商到粤,要求命令在当地寓居的行商对其加以管束、稽查。禁止内地民人借领洋商资本贸易,禁止洋商“雇倩汉人役使”、雇人传递信息。洋船停泊处,酌拨营员弹压稽查。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ccartney)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英国的请求予以断然拒绝。须知,这些严厉的海禁措施是在清朝发展到极盛时采取的。 
追寻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清廷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清廷在与洋人接触中心怀恐惧。这时的清廷,并不一定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我们不妨引用一段马克思的话,他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17世纪 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人被鞑靼人(指满洲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不仅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尽管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朝却固守着天朝大国和世界中心的思想。以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廷上下对世界的无知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乾隆皇帝向英国使臣宣称,“天朝威德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他在记载马戛尔尼来华一事的诗中,又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  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腊尼大利瓮’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夸大其辞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明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异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在清廷看来,英国不过是一个蛮夷小国。在它的眼里,只有近夷和远夷之分,英国是远夷,是梯山航海前来匍匐朝贡的红毛夷。所以,马戛尔尼被称为“英吉利贡使”,他所携带的礼物均被称为“贡物”。清朝官员要求英国使团像一切其他国家的使团一样,对清朝皇帝施跪拜礼。直隶总督梁肯堂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皇上威德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禁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不胜踊跃欢忭之至。伏查该使马戛尔尼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处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当然,在英使拒不就范,表现出并无“向化之诚”的时候,清廷就减少或停止了对英国使团的“赏赐”供给,以示惩罚。乾隆皇帝下谕:“(英使)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亦驾御外藩之道宜然。”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话语,中国自周朝以来使用了几千年。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如此纷繁复杂,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已不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天朝大国。清帝国面对的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清朝的骄矜出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也正因对世界的无知,才越加保守和不思进取。 

与此同时,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朝气蓬勃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利用,是从维护皇朝统治出发的。与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明朝时期由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的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由康熙皇帝支持,有法国人白晋(Bouvet,J 1656-1730,1687年来华)、雷孝思(Regis,J-B 

1663-1738,1689年来华)、杜德美(Jartou,P 1668-1720,1701年来华)等参加测绘的《皇宇全览图》,在完成后,就被收入内府密藏起来。由传教士巴多明(Parrenin ,D1665-1741)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却被认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毂成、何国宗等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介绍了自晚明以来传入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但数学家们却宣称:这些西学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也就是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成了众口一词的流行说法。这种“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负重要使命的马戛尔尼在其使命受到阻力时,企图试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吸引对方,这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在200多年前使用的故伎。但是,清廷上下却对此无动于衷。 

满洲贵族与一部分汉族士人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充满猜忌。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年六十八”上书攻击汤若望,“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且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惟有天数独尊”。 他指责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是诅咒清朝短命,指责在历书上注明“依西洋新法”是不尊清朝正朔。杨光先的行为受到了清廷的鼓励, 
杨光先被“特授钦天监右监副”,旋授“钦天监正”。杨光先有恃无恐,更大胆地说:“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杨光先等人的愚昧偏执,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在后来的天象测算比试当中,杨光先等人的测算“逐款不合”,耶稣会士南怀仁等人的测算“逐款皆符”。虽然这一次汤若望得到了昭雪,但在以后的事件中,西方传教士们还是被赶出了国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就停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事态发展的结果显然已经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国在世界上将逐渐落伍,以至被动挨打。 

英使马戛尔尼在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他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英国人已经看出了清帝国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本质。当清帝国紧闭国门,一再拒绝开放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便决心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大清帝国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败和屈辱。 
清朝的入主,使本已趋解体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求创新,也不求进取。中国失去了一次融入世界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最终沦为衰败的大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买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关于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或者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寻找答案。其实,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甚至是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也不乏是偶然的。越把它放到长的历史时段上看,就越会发觉是这样。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个时期一些国家走到前面了,一些国家落到后面了,但若干年后,情况又会发生变化。如果就认定哲学或文化决定论的话,那么,先进国家将永远先进,落后国家将永远落后,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最后,要讲述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带有象征性又很有戏剧性的细节。 

明朝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完成是在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 

徐光启在《跋几何原本》中写道:“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

清朝李善兰与西洋人伟烈亚力翻译《几何原本》后几卷完成,是在清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李善兰在序中说:“自明万历迄今,中国天算家愿见全书久矣。”

算起来,这中间相隔整250年。 

明朝徐光启以利玛窦《坤宇万国全图》为底本刻印《两仪玄览图》是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清朝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制《海国图志》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这中间相隔239年。 

这大约250年,正是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 

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再次扣开中国国门。 

大文豪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仿佛觉得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这段话影响甚远。 

然而,明朝末年不是“衰弊陵夷之际”吗?清康乾盛世不是“魄力雄大”吗?但是,我们看从明朝到清朝的历史却与鲁迅先生的论述有所不同。如哲如圣的鲁迅先生之论,也不无可议之处。 

 明朝在衰败中走向开放,清朝在强盛中走向封闭。这真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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