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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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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朱异(梁武帝时的朱异,中书通事舍人,一直担任皇帝的高级秘书)  

2011-03-04 08:57:36|  分类: 银河流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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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异

百科名片

  朱异 - 海伦·凯勒 - 海伦·凯勒
朱异

朱异是朱桓之子,因而被任命为郎官,后为骑都尉,代父领兵。在攻打樊城和文钦期间先后任偏将军、扬武将军。孙权评价朱异有胆略而镇定。建兴元年(公元223年),朱异升任镇西将军,击败诸葛诞。太平二年(公元257年),朱异担任大都督救援寿春的诸葛诞,因未成功而遭到孙綝诬陷杀害。

目录

个人资料
人物生平
评析
几十年恩宠不衰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
我梁朝十分强大
生活奢侈,穷奢极欲
秘书贤佞与朝代兴亡的关系

个人资料

  字 季文
  终属
  籍贯 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
  容貌 暂无相关记载
  官至 暂无
  相关记载生卒 ?—257
  家族资料 父亲 朱桓 母亲未知 配偶未知 子女未知 兄弟姐妹未知
  相关人物 暂无其他相关人物
  曾效力过的势力 吴

人物生平

  朱异(483—549年),字彦和,吴郡钱唐人。年少时好聚众博戏,颇为乡里所患。成年后折节从师,好学上进,遍治《五经》,尤精《礼》、《易》。同时,广涉文史百家,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20岁时到都城建康(今南京),尚书令沈约当面试之,称道其才,勉励他清廉自律。次年,特敕提拔为扬州议曹从事史(按规定25岁才有此资格)。不久朝廷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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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上表推荐,称他“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器宇弘深,神表峰峻”。梁武帝召他解说《孝经》和《周易》,听后非常高兴,赞叹道:“朱异实异!”于是诏朱异入直西省,不久又兼太学博士。后累迁中书郎、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侍中。当时方镇换置、朝仪国典、诏诰敕书等政务军机十分繁重,而朱异属辞落笔,机敏练达,应对自如。大同六年(540年),朱异在仪贤堂奉敕讲述梁武帝《老子义》,朝士及道俗听众达千余人,成为一时盛事,朱异因此深得朝野道俗的宠信。太清二年(548年),河南王侯景以朱异贪财受贿、欺罔视听为由,起兵包围建康台城(宫城)。皇太子也乘机上《围城赋》,斥责朱异“高冠厚履,鼎食乘肥”,是祸国之豺狼,害民之虺蜴。朱异恐愤交加,得疾而卒,赠尚书右仆射。撰有《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已佚)。

评析

  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的侯景乱梁事件,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繁华都城建康被焚掠一空,东晋以来江南所积累的财富毁灭殆尽,出现了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堆的惨象。造成这场大灾难、大破坏,年迈昏庸的梁武帝当然逃脱不了历史的责任,而深受梁武帝宠信的中书通事舍人朱异,罪责也是十分深重的。如果说,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秘书人员中,确实有许多杰出的人物,那么,在他们当中,同样也有不少奸佞小人。朱异便是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的朱异

几十年恩宠不衰

  朱异(公元483—549年),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朱选之在南齐做过吴平县令。朱异少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聚在一块,玩一种类似后代掷色子的游戏进行赌博,成了地方上的一个危险人物。成年后的朱异才改变志向,立意进取,发奋读书。他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他对名儒明山宾衷心信服。二十一岁那年,梁武帝下令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推荐了他,因而受到梁武帝的召见。梁武帝听他讲述了《孝经》和《周易》后,很高兴,对左右说:“朱异实异”。后来见到明山宾,还说:“你所推荐的朱异确实是个异能之士”。
  梁武帝对《五经》也很爱好,而且相当精通。共同的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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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对君臣很快就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不久,梁武帝任命朱异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以后朱异的官职虽有多次升迁,但直到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朱异死,他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职务。梁武帝对朱异的宠信,几十年丝毫不衰,到后来,甚至惟朱异之言是听,把朝政也交给他处理了。史书上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南史·朱异传》,《梁书》同。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见《南史》及《梁书》)。
  南北朝时期,尤其在南朝,中书通事舍人虽然大都是皇帝器重
  朱异 - 海伦·凯勒 - 海伦·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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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的人,但像梁武帝对朱异那样,几十年恩宠不衰,还是少见的。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朱异这个人的能力确实不错。他很精明,博闻多识而又办事干练:“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倾刻之间,诸事便了。”这和那些身居高职,只清谈不做事的所谓世家大族比起来,确实完全不一样。梁武帝春秋已高,怠于政事,正需要朱异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来做他的帮手。其次,梁武帝这个人“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而且越到晚年越喜欢听别人的花言巧语,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朱异深知他这一弱点,于是对他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脸色办理,甚至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只要是皇帝决定了的事,错误的他也百分之百地执行。有些正直的大臣批评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倾者外闻殊有异论。”他回答说:“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由于他精通溜须拍马之术,因此深得梁武帝的宠信。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对君臣才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梁武帝执政的第四十七个年头,终于招致了侯景之乱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大将,因和东魏统治者高澄不和,便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西魏深知侯景机诈多变,于是一面接受他的投降,一面受降如临敌,分派大军对其严加防范,并示意他把军权交出来。东魏在侯景叛变后,派遣大军对他进行讨伐。侯景在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乃派使者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已做了四十七年皇帝的梁武帝萧衍,认为统一全国的机会到了,就派出五万人的军队去接应侯景,结果被东魏军打得大败,主将萧渊明(梁武帝亲侄子)也成了东魏的俘虏。东魏军队接着又把侯景打败,最后侯景只率步骑八百人投奔梁朝。东魏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又采取外交攻势,叫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朝消灭侯景,东魏就可以释放包括萧渊明在内的所有梁军战俘。其用意很明显:不是消灭侯景就是逼侯景起来造反,东魏以便坐收渔利。梁武帝复信说:“贞阳(萧渊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并派出使者去东魏和谈。在梁和东魏的接触过程中,侯景一再表示反对。过了将近两个月,侯景看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便于八月初十日举兵乱梁,从而造成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破坏、大灾难。
  对于侯景乱梁事件的发生,有些历史家责怪梁武帝不该接受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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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投奔,并对梁武帝没有识破东魏的反间计,同意与东魏和谈,从而激起侯景的叛乱而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接纳侯景的投奔和派使者去东魏和谈,与其说是梁武帝本人的决定,不如说是朱异阿谀奉承的结果。
  接受侯景的投奔,是因为梁武帝这个八十五岁的老翁做了一个梦:“梦中原尽平,举朝称庆”。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朱异,并喜滋滋地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当时梁朝日益衰弱,百姓难以自存的状况,朱异是十分清楚的,梁武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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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做统一中原的美梦,本来是可笑的,但朱异是一个阿谀奉承的老手,也就溜须拍马道:“这是国家统一的征兆。”梁武帝当然听得乐乎乎、晕乎乎。事情就是有这么怪,不久侯景果然来接洽投降了,真是“梦必有实”!因此梁武帝在心里首先就接纳了侯景的投奔。但此事毕竟非同小可,为慎重起见,他还是要群臣商议一下。商议的结果是不能接纳侯景。理由是:一、侯景是个“翻覆叛臣”,接受他投奔“终当乱国”(《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二、梁朝和东魏是冤家对头,现在关系刚刚有所改善,侯景割地带兵投奔过来,东魏岂会善罢甘休?与其为此大动干戈,不如拒侯景于国门之外。梁武帝听了大臣们的意见,也动摇起来。不过他的心里,还是十分矛盾,因此很难下最后的决心。

我梁朝十分强大

  这天清早,天尚未亮,梁武帝起来散步,来到武德閤口(小门口),一个人自言自语:“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至纷纭,悔无所及。”大意是:我梁朝十分强大,疆土完固,国家太平无事,接受侯景的投奔,此事有什么不可?倘若被朝臣的意见误了事,岂不是后悔无及?朱异“探帝微旨”后,马上献媚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仰慕?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远归圣朝;若不容受,恐绝后来之望。”梁武帝“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接受侯景投奔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在这对君臣的一唱一和中决定了。
  如果说,接受侯景投奔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么,同意派使者去东魏和谈,同样显得不可思议。侯景先是背叛东魏,后又与西魏反目,对他来讲,再无退路可走。梁朝同意与东魏和谈,明显是把侯景往绝路上逼。侯景是“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遭到他的反对和抗议是理所当然的。他于是急忙给梁武帝写信:“今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又写信并送金三百两给朱异,求朱异在武帝面前说话,不要把他往死路上逼。但朱异“纳金而不通其启”,执意劝梁武帝派使者去东魏和谈,从而中了东魏的反间计。
  对东魏的反间计,梁朝的司农卿傅岐是识破了的。他说:“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命贞阳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正堕其计中。”然而“异等固执宜和,上亦厌用兵,乃从异言”(《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所以说,梁武帝同意与东魏言和,也是听从了朱异的意见后决定的。
  朱异本不是一个头脑糊涂的人,他会识不破东魏的反间计?他本人即使没有识破,听了傅岐的意见后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事情的严重后果,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在与东魏和谈这件事上,朱异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坚定,似乎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这是为什么?是朱异一时糊涂,还是他另有考虑?显然是后者。
  原来,梁武帝这个人,对自己的“骨肉”,一向是十分“恩爱”的。为了“骨肉恩爱”,他可以放任他的兄弟子侄对老百姓吸膏吮血、巧取豪夺。只要是梁武帝的“骨肉”,就是临阵脱逃,甚至投敌,也是不办罪的。比如他的兄弟萧宏临阵脱逃,就没有办罪;侄子萧正德投敌后又逃回来,梁武帝也只是哭着教训了一番,就给他恢复了爵位。还有他的儿子萧综在前线指挥作战,临阵向魏军投降,冒称自己是齐东昏侯萧宝卷的亲生子,梁武帝在一阵惊骇之后,绝了他的属籍,但不久,这个逆子还是被饶恕了。梁武帝“溺爱”自己的兄弟子侄,朱异是十分清楚的,和东魏言和,萧渊明就可以被放回来,他固执己见、坚持同意和谈,显然是为了讨好梁武帝。只要能博得皇帝的好感,朱异是会把皇帝的家事放在国事之上来考虑和处理的。梁武帝果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朱异的马屁又一次拍成功了。
  当然,朱异坚持和谈,和他在判断上犯了一个轻敌的错误也是有关的。他一直认为侯景的八百降卒是造不起反来的。因此,当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派人送来密信,说侯景要造反,朱异便认为必无此理。鄱阳王再三告知朱异,说侯景一定会造反,朱异还对鄱阳王的信使说:“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言下之意,好像鄱阳王是在无事生非和诬陷诽谤侯景。从此以后,鄱阳王再有信来,朱异甚至都不送给梁武帝看了。朱异的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它使朝廷对侯景几乎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结果侯景的叛军很快就打到了建康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侯景造反,打出的旗号,竟是以诛杀朱异为名!这真是阿谀取宠,害国害己!不久,朱异就在羞愧交加中发病而死。梁武帝还多活了几个月,当侯景的叛军打进台城(宫城)后,他也病饿死了。

生活奢侈,穷奢极欲

  朱异的缺点,当然不止阿谀奉承这一点,而是多方面的。据史书记载,他“贪财冒贿,广受馈遗”;“四方饷馈,曾无推拒,财货充积,产与羊侃相埒(等同)”。他生活奢侈,穷奢极欲,“起宅东陂,穷乎美丽”;“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他“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娱,子鹅炰鳅不辍于口,虽朝谒,从车中必赍饴饵(随车带上饴糖糕饼等食物)”。然而“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同‘馐’)恒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也不分赡”。而且他还好摆威风,极讲排场。他和宾客好友在城外的家中喝酒取乐至黄昏,要回台城又怕城门关了,“乃引其卤簿(仪仗队)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龠(吹奏的乐器),既而声势所驱,薰灼内外”(《南史·朱异传》)。他为人十分骄踞,连世家大族王公贵戚都不放在眼里。有人劝他不要采取这种态度,他说:“我是塞士,好不容易达到现在的地位,我如果不轻视他们,他们反会看不起我。”他为了固宠,对那些竞争对手,则采取排挤打击、玩弄阴谋的手段逼其离位。如中大通年间,有一个叫徐摛的人,很得梁武帝欢心,“帝甚加欢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朱异便不高兴了,觉得徐摛对自己的威胁很大,是一个潜在竞争对手,不把他赶走,自己的地位就难以保住。他对自己的亲信说:“徐叟出入两宫(徐摛为皇太子家令兼管记,所以朱异说他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他于是找准一个机会,对梁武帝说:“徐摛年纪大了,又生性爱好山水,他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做郡守,以怡养天年。”梁武帝以为徐摛真是这样想的,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临此郡。”(《南史·徐摛传》)。把徐摛弄到地方上做官去了,朱异才心安。他居权要三十多年,威震内外,“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他不但在生前官运亨通,“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帽子上插貂尾为饰);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外出有仪仗队开路),近代未之有也”,而且他死后,在梁武帝已觉察到了他的为人的情况下,梁武帝乃悼惜不已,“诏赠尚书右仆射”。本来尚书仆射(宰相)是不能作为赠品送人的,但因梁武帝听说朱异平生的抱负就是想做宰相,为了满足朱异这一愿望,梁武帝于是破例诏赠他尚书仆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梁武帝被朱异吹拍迷惑的程度有多深!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厚!

秘书贤佞与朝代兴亡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的一些史学家看来,南朝一些朝代的兴亡,其关键就在于君主所委任的中书通事舍人是否贤佞。比如陈朝,史称宣帝陈顼因委政毛喜,“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陈书·毛喜传》)。及后主陈叔宝用施文庆、沈客卿等为中书通事舍人典掌机要,文庆等“敛无厌,以刻削百姓为能事”(《南史·恩幸·施文庆传》),而陈遂以亡。这种看法虽然只是就表象而论,并不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但看一下梁朝的兴亡史,又不得不承认,当皇帝信用的中书通事舍人贤能时,也是国事兴盛,反之则衰败甚至覆亡。如梁武帝早先用周舍、裴子野等人为中书通事舍人典掌机要,敌国的东魏丞相高欢就曾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而当他后来完全信用朱异这种人时,国事便一日不如一日,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这说明,中书通事舍人在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皇帝任用什么样的人做秘书,的确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虽然是旧时代的特有现象,但作为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是有吸取的必要,以引起后人的深思和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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