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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鸦片战争的前奏曲——律劳卑来华引起的中英冲突  

2010-07-22 14:54:44|  分类: 域外撷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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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前奏曲——律劳卑来华引起的中英冲突
 来源: 《中国近代史通鉴.鸦片战争》
 

  律劳卑来华是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打开中国大门的又一次尝试。这次行动的失败,对以后的形势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一)律劳卑来华的动因

    鸦片战前以前,与中国贸易往来最多的国家,当属英国,约占对华贸易额的80%,但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却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即使是商业上的往来,也严格限制在中国的行商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之间进行。一般的英国商人同中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不被允许的。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产业革命渐趋完成,开拓国际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往来就成了正在上升中的资产阶级的一大愿望。面对对外封闭的中国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相互议论说,一出广州城,就是4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大市场,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他们的工厂就得忙数十年。驻广州的英国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递下院的请愿书中则解释说,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该是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剑桥中国晚清史》)。

    1833年,经过广州的私商和曼彻斯特、布莱克波恩,格拉斯哥以及英国其它城市的企业主10多年的斗争,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特权被废除。这时候,唯一剩下来的问题看来就是怎样打开中国的大门了。

    早在1831年1月,行商就已禀告两广总督李鸿宾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将于1833年期满。英国商人都将成为自由商。李鸿宾命令行商要大班向英国国内去函,派一个能干、精练的大班来华,以免公司解散后发生混乱。

    1833年12月10日,皇家委员会任命出身世家的苏格兰贵族律劳卑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

    律劳卑(1786—1834),系英国上院议员,海军高级官员。他1803年入海军,1809年因战功晋升少校,1812年升任Goshawk号舰长,后曾任英国南美基地Diamond号巡洋舰舰长。英国政府选派他到中国,用格林堡的话说,“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表明英国准备对华推行积极政策的意图”。

    广州的英商本来担心英国政府会任命东印度公司职员充当英国驻广州的代表。现在听到律劳卑任驻华商务监督,都感到极大的兴奋,认为以后鸦片走私和贸易活动都将得到有力的支持。大鸦片贩子查顿马上写信告诉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卫定说:“我希望你尽力使他(律劳卑)认清,在他和中国方面的交往上,尊严、坚定和独立的举止是必要的,他所要做的这桩事情是异常艰难的”(格林堡:《通商史》)。查顿企图事先来影响律劳卑,使他在将来的对华交涉时,采取强硬的手段。

    律劳卑来华的目的,在他启程之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他的训令中有清楚的说明。训令指出,律劳卑到中国的任务是:一、设法推广英国的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地方;二、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三、不要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二)。

    另外,巴麦尊还指示:“非经严密考虑,不得经依枢密院命令设置法庭;除有特殊情况,英国兵船不得越入虎门炮台”。“阁下到达广州后,应即以信函通知(两广)总督。阁下之职责,除保护并扶助英国臣民对广州商港的贸易外,查明在中国领土内有无他港扩展商业的可能性,也是主要任务之一。为达此目的,阁下不应放过任何可以促成与中国各地方政府产生商业关系之机会。于此,我们切望与北京朝廷建立直接往来关系,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H·F·Macanair,SelectedReadings)。

    总之,英国政府给律劳卑的指示是:一方面要尽一切努力,去遵守中国的各项规章和尊重中国的一切成见,不要求助于英王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律劳卑采取步骤把他自己由纯商务监督(大班)身份变成一个代表英王的使节身份,而这又势必破坏中国的规章和传统的作法。当然,这种表面看来十分矛盾的训令,并非出于英国政府对中国情况不熟悉或偶然发生的失误。因为前此英国数次遣使节来华,受到中国政府的种种抵制,英国的外交部是记忆犹新的。事实上,律劳卑来华是英国政府推行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以往的失败使他们不能不谨慎从事,而敲开中国大门的野心又驱使他们采取了要冒一定风险的政策。而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必然是发生了中英之间的冲突。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到达澳门。7月21日他写了一封致两广总督卢坤的信。信中称奉命任英国驻华总管本国贸易正监督,要求早日会见卢坤。
 
    此时,卢坤也接到香山协等的禀报:有英吉利兵船一只,载有夷目一名,自外洋驶至鸡颈洋停泊。据查询得知,是前来查理该国商船来广贸易的。卢坤意识到:夷目非夷商可比,事发韧始,非奏奉谕旨,不能准其擅自进省。于是他于7月21日通告行商:外夷在广贸易向来惟大班人等买卖货物,准其请牌进城,平时只准其在澳门居住。据称此来华夷目,并非大班人等。如果欲来广州,必须先经上奏皇帝请旨批准,才能放行。卢坤令行商亲往澳门向英头目问明因何来澳,东印度公司散局后应如何另立章程等事。但当行商前往澳门时,律劳卑已乘船向广州进发了。
 
    清朝定制,外国人来粤,向来只准在澳门居住。遇有买卖货物等事,也必须请领粤海关监督的牌照,经查验后放行。律劳卑无视清政府规定,既不先行禀明,又不遵领牌照,率行乘三板船进省,于7月24日夜入广州城外夷馆住下。次日律劳卑等将致卢坤的信送至城门,要求清方在场官员代转。在场官员碍于清朝定制不予接受。十三行的行商愿意代递,但律劳卑坚执自己是奉国主特命之官,不能俯由商人照会,不准商人代递。双方僵持达数小时之久。卢坤听到禀报后谕行商转告英方:天朝定制,人臣无外交,外夷不准私通书信。且律劳卑等来粤,并无该国咨文,其是商是官,不得而知。现律劳卑等人率自进省,已违反定例,姑念其初来,不加深究。惟未便在省城久住,查理完贸易后应即行回澳。此后非请有牌照,不准进省。并再次声明,若该夷目投递私信,概不接阅。律劳卑对此极为不满,声言吾系英官监督,非大班人等可比,此后一切事件,应与衙门文移来往,不能照旧例由行商转谕。此后卢坤多次命行商转告中国政府的种种规定及习惯作法,令律劳卑不得在省城逗留,应速回澳门,听候卢坤具奏请旨,但律劳卑拒不听众。
 
    应该看到,此时清政府对“外夷”的认识及处理措施同乾隆、嘉庆时期并无大的变化。惟国力下降,因而所持态度也不如先前那样强硬,大体上抱着息事宁人的方针,但求英人遵守清朝法度,早日离开广州返回澳门。
 
    于是卢坤派广州府潘尚楫、广州协副将韩肇庆等三名官员到夷馆,欲问明律劳卑何事来省,几时回澳,职务如何等。律劳卑声称要事不能口述,坚持要潘等代转英方的所谓照会。更为蛮横无理的是,律劳卑竟然拒绝通过清方带去的通事(译员)传话,直接由英人中会点中文的人与潘尚楫等对话。其间,双方由于对安排席次和礼节上发生纠纷。清朝官员因此未能及时出席,律劳卑称这是对大英君主的不尊重,威胁说大不列颠对战争有“充分的准备”。在此情况下,卢坤命令行商向英商施加压力,并于16日封舱。
 
    同日,律劳卑成立侨商公会以加强广州英国商界的团结,并使之成为沟通行商与商务监督的渠道。与会者保证以后将一致行动。这样,克服了英商内部的分歧之后,律劳律发动了新的攻势:8月26日,律劳卑向行商发出告白,其中说:“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三日,经各洋商会议,禀明前督宪李大人,奉批饬令公司大班写书回国,如果公司散局,英国仍派命官员来粤省,总管贸易人等,免致事乱,意甚为可誉,因此去年公司贸易完结之时,敬奉本大英国主特命本监督来此接斯要任,到时就与督宪照会”(《史料旬刊》)。据此,律劳卑再次坚持直接向卢坤递交照会并要求正式会见。这里,律劳卑歪曲了历史事实。道光十年十二月,李鸿宾鉴于东印度公司即将散局,为了继续中英贸易,饬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写信回国,请另派大班来经理商务。李鸿宾明明说的是另派大班,并非讲派来政府官员。
 
    此外,在文告中,律劳卑还愤愤地谴责了广州地方当局对他的种种不友善的接待。认为总督容许行商停止贸易是“无知和顽愚的”,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成千上万依靠贸易为生的勤苦中国人将由于他们政府的刚愎自用而吃亏”。最后他强调,他将在互利原则下把中英贸易推广至全中国而努力不懈,总督是阻挠不了他这种努力的,正如“他不能切断珠江水流一样”(《议会文件·澳门杂录》)。
 
    针对律劳卑的做法,卢坤发布了一系列命令。8月27日,札饬行商谕律劳卑遵守法度;30日,对于行商听任律劳卑前来广州,严令申斥;31日,又重加申斥行商并饬传谕律劳卑立即还澳。9月2日,颁布了停止对英贸易的告示。
 
    9月4日,20多个士兵被派到商馆去监视告示的执行。英国所雇佣的中国买办、通事及仆役全部奉令撤走;禁止本地人民接济英人食物,违者处以死刑;其它国人有类似举动者,同样处死。
 
    卢坤对律劳卑的非法行动坚决抵制,目的固然是基于维护清朝定制,但还有更深一层意思。卢坤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分析说,现在外洋私贩鸦片烟的夷船日多,夷商也渐形胆大。夷情贪得无厌,愈示含容,则愈形傲睨。此时即便宽容,亦必得步进步,另生妄想(丛刊本《鸦片战争》卷一)。卢坤把这些情况与律劳卑来华联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
 
 (二)律劳卑来华引起的中英冲突
 
    9月8日,律劳卑又传出一道文书,除强辞夺理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外,还向中方表示:英国现有师船两只,带有甚重大炮,泊在河内,保护英国贸易。如有关系不美,责在中方。并扬言,中方“现今业将弄起交战之故”(《史料旬刊》)。公开进行战争讹诈。
 
    实际上,在此之前律劳卑已开始加紧军事行动。先是不顾清政府禁令,用三板船载运兵器,搬入夷馆。接着以保护英国货物为名,命令两艘兵舰闯入内河。律劳卑的军事行动,我们可以从英人办的《中国文库》披露的材料窥其大概:
 
    9月5日,英国的巡洋舰伊莫金号和安德罗马奇号作好战斗准备,开始向黄埔进发。9月7日英舰进入虎门。12时25分,晏臣湾炮台及附近帆船上的清军放空炮对英舰予以警告。英舰对此不予理会,继续行动。12月56分,大角炮台向英舰发射炮弹一枚,晏臣湾炮台发射炮弹两枚。13时16分,横档炮台发射炮弹三枚。这时,两艘英舰同时开炮轰击中方炮台。此后因风力太小两舰在大虎山下抛锚。
 
    9月9日下午2时11分,两英舰起锚,中英双方展开激烈炮战,英方死三人,轻伤五人,船身、船帆没什么损失。中方损失很大,许多32磅重弹射中炮台炮眼,胸墙被击碎,炮台里面的一座小庙被轰成一堆瓦砾。
    本来,内河水浅,礁石林立,英舰行驶不快,清军又增加了炮台兵力,居高临下,处于有利地位。但奇怪的是,清军不仅未能击沉两舰,而且未能阻止它们前进。9月11日,两艘英舰抵达黄埔抛锚。
 
    英舰直驶城下抛锚,道光皇帝闻讯极为震怒,朱批怒斥:“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此,无怪外夷轻视也。”下令革去水师提督李增阶、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宜勇之职,对卢坤则革职留任,戴罪督办。
 
    在此情况下,广州当局加强了珠江防御,卢坤下令在距广州7英里处的猎德要塞,置大船十二只,每只盛以大石10万斤,以横沉珠江,堵塞入城水路。又从各地调集28只船组成船队,从督标提督麾下抽出1600名士兵去守卫广州的省河两岸。这样,两艘英舰虽然进入了内河,但陷入清军包围之中,进退不得,无所作为。
 
    由于清政府下令停止中英贸易,英国商人损失很大。这是因为刚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来广州的英商比任何一年都多,他们大都是资本较少的散商,忍受不了长期停止贸易造成的亏损,加之清政府又采用了分化政策,宣称,只要律劳卑离开广州即可恢复贸易。因此,他们渐渐不满意律劳卑的做法。一些英商,包括大行号的怀特曼,颠地和布赖特曼,背着商务监督,向粤海关监督禀请重开贸易。律劳卑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加之患了虐疾,决定退回澳门。
 
    9月14日,律劳卑在无可奈何之中,写了一封信给在粤英国商会会长博伊德,信中说,“我觉得我进一步努力说服总督阁下采取更为适当的方法,都是徒劳的……现在我请您将泊在澳门的英国大艇调来,俾我有机会启程。”“我考虑到目前的纠纷已非商业本身,而只牵涉到我个人了。我安心退出广州,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利益不致受到牵累。我曾幻想,有朝一日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权力,使我置于适当的地位,我虽然想竭尽全力来实现陛下意旨,但还没有成效,曾有两次,也是功败垂成。我不能设想自己再继续留下去,而要求你们宽恕的。”(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9月19日,英商库力基代表律劳卑与中国行商代表在行商公所鉴订协议。21日晚律劳卑离开广州,26日抵达澳门。27日中英贸易重新开放。10月11日律劳卑病死澳门。
 
    (三)律劳卑来华与英国对华激进政策
 
    对律劳卑来华引起的这场中英冲突,一些西方论者一直认为是由于清政府的无礼酿成的。事实胜于雄辩,根据以上事实,不能不说咎在英方:一、东印度公司散局,中方要求英方另派的是大班,不是政府官员;二、英国政府即未事先将律劳卑任命一事通知中国政府,也未发给律劳卑任何凭证,以便呈递中国当局;三、律劳卑来华后未通过中国海关,径入广州,且百般要求与清政府地方官员直接往来,不仅违反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惯例,而且也违反国际法已明确规定的,一个国家根据主权和自卫原则,可决定是否允许外国人入境的条文;四、英方首先发起军事行动,在受到清政府警告后仍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若不怀偏见,正确的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律劳卑事件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稍窥端倪:
 
    1834年12月10日,查尔斯、格兰特号邮船从澳门启航向英国进发了。这条邮船,是专门护送律劳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国的。这本身倒没有什么可注意的,重要的是这条邮船带走了英商签名给英王的请愿书。其主要内容如下:(《鸦片战争史料选译》)
 
    1.由于英国同中国政府所处的反常局势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呈请陛下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持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利益。
 
    2.我们相信陛下当初限制律劳卑等人的权力,目的是要尽可能避免和中国当局发生冲突。我们对没给律劳卑进行交涉的权利和没有提供他们应有的武力来保护他们免受侮辱,感到非常遗憾。我们深信,如果已故的律劳卑具有这个必要的权力和足够的武装力量,我们就不会悲叹我们的地位降到这样低落而无保障的地步。
 
    3.具呈人恭请陛下派遣一位有适当的官阶、办事审慎和富有外交经验的人为全权公使,并建议命令他先乘军舰直驶中国东海岸,尽可能逼近首都北京。要有一支足够的海军力量作保卫。在全权公使登陆前,就用陛下名义提出要求充分赔偿损失。
 
    4.具呈人提出要求清政府重新开放厦门宁波、舟山等各个通商口岸。
 
    与律劳卑夫人同行的鸦片贩子孖地臣则扬言,打破行商制度,直接同中国中央政府往来,对于英国的贸易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争取不到,英国政府就不能高枕无忧!”(《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与孖地臣稍嫌隐晦的表白相比,在广州的英人在《中国文库》上则公开进行战争叫嚣。他们发表文章说,伟大的宇宙创造者的原意没有把土地分给任何一部分人类独占。中华帝国象其它国家一样,有制定他们自己法令的权利,但任何国家也没有权利绝对排外和闭关自守,“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会发生效力(《鸦片战争史料选译》)。
 
    在英商看来,中英贸易越增长,公行制度就愈加显得不适应;中国越象是英国制造品有希望的潜在市场,广州商业制度就越象是束缚太多,不能容忍。他们还意识到,仰赖于伶仃和沿海一带的非法贸易程度越大,中国政府封禁贸易的危险越大;鸦片贸易越大,金银外流随之越多,导致中国当局封禁行动的日子越接近。
 
    1836年2月,英国曼彻斯特商会草拟了一件上外交大臣的题为“论我国对华贸易的无保障状况”的重要呈文。呈文中说明,对华贸易有大大扩充的可能,因为它的产品既适合英国的需要,英国的产品也适合它的需要。呈文说,“我们一想到这项最重要的贸易——特别是自律劳卑勋爵的使命失败以后一所处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状况,实不能不非常忧虑”。这就是说,到了1836年,英国国内工业界的力量已被投入到对华的“激进政策”里面去了。格林堡先生认为,“这也许是1834年律劳卑来华最重要的后果”。(《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一认识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
 
    这里再以查顿的认识做一印证。1831年,当一支驻印度的英国海军分遣队到中国的时候,查顿曾给卫定写信说,“我不知道舰队司令从什么机关奉到命令可以开始一场对中国的战争,除非是他能挑逗中国兵船对他开火,可是这种情形不大会有。”1832年,查顿在给孖地臣的信中对英国政府的“慎重”态度表示不满,但仍认为不须流血就可以得到一项“公平的通商条约”。但到了1834年律劳卑来华失败以后,查顿的认识变了,他声称:中国对于维护现行制度似乎下了前所未有的决心,正不惜重资修建沿海沿江炮台。这就连伦敦也认识到,不做一次可能导致战争的武力的炫示,改革那些制度是绝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正是1834年律劳卑来华以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武装侵华的情绪急剧高涨,终于导致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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