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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禹墟考古定性的历史文化解读  

2010-06-23 18:26:51|  分类: 域外撷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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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老江东去矣《禹墟考古定性的历史文化解读》

 

引用

老江东去矣禹墟考古定性的历史文化解读
  禹墟考古定性的历史文化解读

——为2010年6月12日全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而作

 

 6月12日,是全国文化遗产日。明天,国家文物局将公布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时此刻,凑个热闹,匆匆赶出这篇文章。

 

提要: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禹墟发掘项目负责人王吉怀教授指出:作为目前国内最早、最大、最具盛名的祭祀场所,禹墟的地位将无法估量”。

“最早”——4100年前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先祖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得到了实证;

“最大”——场地大是因为参加祭祀的人员多,代表参与祭祀的部落诸侯国也多;

“最具盛名”——盛名缘于与史籍记载的大禹会诸侯相印证,与中华民族融合、国家形成和夏王朝建立密切相关;

祭祀活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成为社会之大事,绝对早于国家的产生。大禹举行如此规模和规格的祭祀活动,反映了当时先民们对上天同一的认同,对天下即土地并合的趋统,对共同祖先的祭奠是继祖承宗的归属。这些成为华夏大地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内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们不能不惊叹:4100年前这场祭祀活动规格如此之高,规范如此一致!这项活动主持者的政令如此畅通,执行力如此之强!

 

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初,禹墟经过前三次发掘,已经有了明确的考古定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禹墟发掘项目负责人王吉怀教授,在今年元月第三次发掘结束时向记者说:“专家们已经初步确定,这是目前国内最早、最大、最具盛名的祭祀场所遗址。这一点也得到了刚刚结束的考古所年会专家的一致认同。”[见我4月10日博客日志:禹墟考古跟踪(2010年第1号)]

“目前国内最早、最大、最具盛名的祭祀场所遗址。”这就是禹墟遗址的考古定性。这个定性既然得到了“考古所年会专家的一致认同”,应该说不是一家之见,而是得到考古学界广泛认同的科学严谨的定性。

王吉怀教授指出:“作为目前国内最早、最大、最具盛名的祭祀场所,禹墟的地位将无法估量”。所谓“估量”,即分析评价。“无法估量”,终究还是要估量的。我作为一个考古门外汉,不揣浅薄,尝试着进行一下历史和文化的评析。考古发掘还在进行,新发现还会层出不断,一个个惊喜也会既在所料之中又出乎意料地接踵而来。但解读不能等,必须立即进行,以便让考古发掘的后续成果来验证考古定性,验证对考古定性的历史文化解读。

考古定性的三个“最”,不是随随便便加上去的,是对“国内”所有考古场所逐个分析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三个“最”,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夸张,而是依据考古的客观事实;不仅是一个考古结论,而且还孕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最早”——4100年前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先祖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得到了实证。

4100年前的大禹,一直被人们作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看待,疑古派否定大禹,否定夏朝,把殷商以后的历史称作信史,而对殷商以前的历史采取虚无否定的态度。

现在4100年前的历史有了考古实证。传说大禹娶涂山氏女的涂山,就座落在淮河边怀远境内。涂山脚下一个小村子,叫“禹会村”,村名是从汉代沿用下来的,更早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呢?人们不能不和大禹在这里曾经大会诸侯相联系。就在这个禹会村里,一个4100年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里所有出土文物都与大禹其人、其时代、其事迹相吻合,因此依据殷墟命名之例,这个遗址被人们通俗地称作“禹墟”。

国内最早的祭祀场所,为我们破译神话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大量实证材料;像修复出土文物一样,使修复夏王朝的历史成为可能。

“最大”——场地大是因为参加祭祀的人员多,代表参与祭祀的部落诸侯国也多。

这个祭祀场所有多大?据报道:发掘出来的祭祀遗迹为一个约2000平方米呈“甲”字型的夯土台。我在去年10月13日日志《从“新禹会广场”博客名说起》中曾做过如下描述:“2000平方米到底有多大?给你一个准确而形象的概念,标准篮球场的面积为420平方米,2000平方米就是大约5个篮球场合在一起那么大。”我把它称为“远古华夏第一广场”!

看来,考古发掘已超出了这个2000平方米祭祀台的范围,今年第四次发掘就在主祭祀台南面,这里有三处临时性工棚,专家推测可能是各地上百名工匠的“工作室”。

远古时代人口稀少,为什么要夯土建造这样大的祭祀场所呢?参加祭祀的人多,代表的部落诸侯国也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型夯土台要在祭祀前提前建造,邀约通知了多少部落诸侯参加祭祀,规模多大,规格多高,我想事先应该是进行了考虑和规划的。史籍记载的涂山大会,“执玉帛者万国”,也就是带着贵重贺礼来参加会议的诸侯国非常多。显然,没有这样大的祭祀场所,祭祀活动就无法进行。

“最具盛名”——盛名缘于与史籍记载的大禹会诸侯相印证,与中华民族融合、国家形成和夏王朝建立密切相关。

大禹是传说“三皇五帝”中的一位帝王,他带领民众治理洪水,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名,成为古代帝王中品德高尚、最得民心、传颂几千年而不衰的杰出代表。他又规划九州方圆,加强民族沟通与融合,设计并筹建第一个大一统的夏王朝,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华夏古国建立的缔造者,业绩至伟,功劳至大。而这一切都与涂山的这一次祭祀活动相关。

这实际上不是今人的认识,古代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以洞察千秋的如椽大笔老早作过评述。据《竹书记年》记载:“禹(即位)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左传》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一言定论说:“夏之兴也以涂山”。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涂山铭》中也论述道:“自涂山而会诸侯,大政立焉。……则涂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济,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于此。”如此重要的祭祀盛典,如此开创华夏历史的祭祀场所,谁能说不“最具盛名”?

下面要着力谈一谈“祭祀活动”。今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祭祀”不理解,可能会说:“祭祀不就是装神弄鬼,烧香叩拜,有那么重要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即祭祀;“戎”,即战争。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今人对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能够理解,对祭祀就难以理解了。

战争是社会集团之间为土地、财富、权力等等利益进行的争斗,从财富转移层面看,是人世间的掠夺;从国家利益角度看,是国家贫富、强弱、兴衰之关键。而祭祀则是真实人世向神秘天国的索取,社会各阶层索取的是趋利消灾、求吉祈福,而顶尖高端人士索取的则是权力,是统治一方土地、奴役一方臣民的权力,即用祭祀——糊弄神鬼之术来忽悠天下——以证明王权的合法性。这就被哲学家称作“君权神授”。

如果说在古代战争是强国之路的话,祭祀则是立国之本。一个“立国之本”, 一个“强国之路”,这二者你能说不是国之大事吗?

《左传》此话说的是春秋之事,祀与戎作为大事,绝不仅限于国家出现以后,它早于国家产生,应该上溯到原始社会。在社会组织形态为氏族部落和诸侯国时代,祀与戎就已经是全社会的大事了。我们甚至可以说祭祀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禹墟考古发掘定性为“国内最早、最大、最具盛名的祭祀场所”,正在证实这一点。

大禹那个时代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祭天、祭地、祭祖宗。

为什么要祭天?因为在原始先民的头脑里,天至高无上,神秘莫测,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风云雷电洪水干旱等一切灾祸都由天掌控,要保丰收保平安,趋利避害,就一定要乞求天的护佑。顶尖人士把民众心里对天的敬畏加以放大,并把自己装扮成天的代表,代行天的权力,使权力穿上了一套神秘、神授、神圣的外衣,君权和神权就在这种相互利用、相互叠加中,不断强大起来。执掌最高权力者,也就由部落酋长,到部落联盟首领,再最后升级到王朝国家的君主。

为什么要祭地?地乃天下也!地在天之下,民众栖身耕种之所。祭地是将神权下放人间,实现君权和神权更紧密地结合,从而达到更方便愚民和治民。

为什么要祭祖?为了传承的连续性和合法性。权力是讲究正统的,每一个继位者都会竭力从老祖宗那里寻找依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大禹在涂山脚下的这场祭祀,说明华夏先民已经具有了对天的认同感、对地的统一感和对共同祖先的归属感。先说对天的认同感,各部落各民族共有一个天,我们都在一个天神的呵护下,都是天的臣民;再说对地的统一感,各部落各民族同在一个地,我们都生活在这方土地上,应该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家;三说对共同祖先的归属感,我们都是一个祖先的子孙,要继祖承宗,对共同祖先进行共同祭奠。这种对天地祖先的认同感、统一感、归属感,也许不是那样清晰明朗,但绝不会是相互抵触、相互排斥的,如果相异排斥之力大于同一趋统之力,这次大规模、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是搞不起来的。

大禹在涂山脚下的这场祭祀,是一次由部落联盟首领到王朝君王转变的祭祀。组织起这场祭祀是不容易的。《竹书记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的时间在即位五年时,从逻辑上分析禹的时间安排恰当,《竹书记年》的记载可信,因为禹即位后权力需要巩固,准备这样的大型活动需要时间。考古发掘报道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请看:

在去年第三次发掘中,发现了规格极高、极为罕见的白土陶鬶。[见我的日志《禹墟考古跟踪(11月13日)--最新报道》]发现了祭祀沟中五颜六色的石头,即史藉中所说的玉,有绿色、红色、黄色和白色等,它们都不是本地的石头,其中绿色石头偏多,经鉴别,这种石头产自河南,是典型的“卢山绿”。在祭祀台周边还发掘出众多形似“大脚印”的土坑,达25个之多,每个坑内还有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洞。土坑排列相对规则,与祭祀台在同一轴线上。专家猜测是各诸侯国插祭旗的地方,或者是拜见大禹的路线。[见我的日志《禹墟考古跟踪(1月5日)》]

在今年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了主祭祀台南面的三处临时性居住工棚,专家根据出土器物推断并进行分析,认为这是4100年前来自各地的上百名工匠的“工作室”,他们在此制作了大批风格迥异的祭祀礼器。另外发现的石材毛坯料、被大火焚烧过的粘土层以及大量瓷器碎片,这些器物的材质和造型均不属同一地,其中陶器种类更是各具特色,决非出自同一地方工匠之手。据此推断,可能是当时南北各地的诸侯都带来了当地的能工巧匠,聚集在禹墟精心研磨祭祀礼器。[见我的日志《禹墟考古跟踪(2010年第3号)》]

仅以上摘录的报道内容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次大型祭祀活动是有准备的,是讲究规格、规范和规则的,因此是按规矩运行、按规定办事的。各地参加祭祀的部落酋长、诸侯王除去率领正式组团成员外,还另外带去了一批制陶工匠,带去了工具和原材料。这是一支人数可观的队伍。一支代表队如此,几十支合在一起呢?在涂山当地需要多大的场地,吃、住、活动等又要多大的后勤保障能力?这真需要今人发挥一点想像力了。

我们更要为之赞叹的是,这场祭祀活动决策者、组织者的魄力和能力。在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下,道路、交通、通讯都那样原始,甚至像甲骨文这样的成熟文字都没有形成,也许只有一些记事符号,文字处于草创期,是一个完全靠语言交流传递的时期,竟然能办好这样大型的祭祀活动,说明决策者、组织者的政令是畅通的,执行力是很强的。第一个统一的夏朝随之而诞生,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绝非偶然。

禹墟考古定性为:“目前国内最早、最大、最具盛名的祭祀场所”,使大禹从神话中的神还原为一个确有的历史人物,使传说获得了真实的基础,补上了华夏民族、中华历史没有源头或者说找不到开篇的缺憾!

我为此感到无比的欢欣!

华夏子孙都为此感到无比的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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