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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靠天吃饭 古代人怎么劝课农桑  

2010-12-24 13:09:42|  分类: 域外撷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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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靠天吃饭 古代人怎么劝课农桑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 古代统治者怎么劝课农桑

北京劝农使印

  武帝好大喜功,外则对四境扩大疆土,屡次用兵;内则大兴水利和其它工程,弄得民穷财尽。晚年悔征伐之事,决心抓农业生产,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征和四年(前89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田太常、三辅(关中一带)。赵过总结民间经验,创立了一种比较精细、先进的“代田法”。代田法的基本内容是“一亩三甽(在一亩地上开三条沟,形成三条沟和三条垄),岁代处(即垄和沟每年轮换着种植)”。

  因为播种时将种子播于沟内,水分和温度条件比垄上稍好,有利于作物出苗和生长;所以亩产量比不开沟作垄的缦田要高得多。赵过在推广代田法过程中分作三个步骤:首先亲自实地试验,证实代田法比缦田法优越,作为推广的先决条件。其次,借用行政力量,县令长和乡村中的“三老”,还有生产骨干力量“力田”和老农“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最后,由骨干通过公田和“家田”作重点推广后,再普遍展开。赵过推广代田法约七年时间,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称便的效果。赵过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技术推广程序的首创者,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

  唐、宋时期,政府对劝课农桑工作也较重视。唐代劝农官员的设置,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二人;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此外还深入乡里,以百户为里,每里设里正一人,专掌按比户口和课殖农桑。武则天时又删定《兆人本业》一书,颁行天下,宣传推广农业技术。这是中国官修的第一部农书。

  宋代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最高统治者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亲自过问过。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宋、亳数州因牛疫,耕牛死亡过半,影响耕种。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可以人力替代牛力,太宗立即下令依式样制造推广给两州农民使用。宋真宗也抓过两件农业推广工作,一是下诏翻印《农器图》、《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农书颁布民间。另一件是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遣使从福建取“占城稻”(生长期短、成熟早、较抗旱、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的一种旱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路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由朝廷公布占城稻的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号召种植。北宋的地方官还利用“劝农文”的形式来劝课农桑。它类似近代的宣传品,内容主要讲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书所不同的是比较注意针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文句简练,篇幅短小。南宋时劝农文仍盛行。

  元王朝虽为牧业民族入主中原,但受汉族影响,也比较注意抓农业生产。至元六年(1276年),忽必烈下令“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先搜集,再实验,后推广,做法十分科学。经二、三年的搜集,同时参考大量古籍而编写成了《农桑辑要》一书颁布天下。后来,元政府又曾多次刊刻、颁发给各级官员,“以知稼穑之艰难”。此外,元政府还颁发过《栽桑图》。

  明、清时期,民间出现了不少农业推广者。如明末清初的陈振龙家族,在甘薯的引进和推广上连续几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百五十多年。康熙、乾隆年间,陕西兴平人杨屾,为使其家乡人能增加收入,解决穿衣难的问题,他先“博访树桑养蚕之法”,然后“先自树桑数百株”,又亲自养蚕、缫丝、织绸。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宣传、示范,他在兴平及其邻近地区推广栽桑养蚕取得了一定成效。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厘订《学堂章程》,中国才开始有近代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场等近代农业推广方法及机构组织。

明朝鞭春农 这是州县衙门的一大功课

  中国历来是农业社会,所以历代王朝,特别是开国之君,对劝课农桑都非常重视。除下达诏书、命令提倡之外,还要采取一些切实措施。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但却包含了整个社会对于农业的高度依存关系。所谓“劝课农桑”,说白点就是农业推广活动,也就是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通过宣传、示范和展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农民,以使农业生产有所增长。但它同时包含了许多象征寓意。

  中国的劝课农桑制度创始于周代。《周礼》虽成书于战国,但其内容有许多实际上反映的是周代的情况。从《周礼》中,可见周代的劝课农桑制度。

  首先是设立一系列农官进行教导。见于《诗经》中的有“田畯”、“保介”等。《周礼·地官》记载的则从立田制、兴修农田水利、辨别土壤种类、备耕备种一直到收获都设有专职官员分工管理。如“大司徒”之职是“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里宰”,“掌比其邑之多众……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稻人”,“掌稼下地”;“司稼”,“为之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等等。

  其次,制定出一套制度,如“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人口大增,“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商业贸易发达起来了;加之诸侯国争雄称霸,战争频繁,都需要农业提供大量剩余产品粮食、布帛、肉类和蔬菜。因此,从当时诸子著作中都可找到他们建议当政者重视农业生产,劝课农桑的言论。如《管子》中的“牧民”、“立政”、“八观”、“治国”等篇都是以重农劝课为言的。魏文侯时李悝作“尽地力”之教,其做法与近代实施农业推广,以求生产增益非常相似。

  两汉,特别是西汉王朝,继秦王朝的暴政之后,农民流离失所,故而汉高祖统一天下后,立即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后各帝对劝课农桑也颇为重视,屡下劝农诏,将劝课农桑的好坏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措施,取得显着成就。其中尤以汉武帝时的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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