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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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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方士  

2009-12-10 08:40:22|  分类: 银河流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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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

  
方士 - zyltsz196947 - zyltsz196947的博客
【一】
  方士就是方术士,或称为有方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持有方术的人。一般简称为方士或术士,后来则叫做道士宋玉《高唐赋》以羡门、高溪、上成、郁林、公乐、聚谷等人为 “有方之士”、《史记·始皇本纪》秦始皇说:“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以上有方之士及方术士指的都是方士。道士之称始于汉代、《汉书·五行志》中说:“道士始去,兹为伤。”《许曼传》也说:“行遇道士张君巨。”是东汉以来,始将方士叫做道士。晋代以后,方士之称渐不通行,而道士之称大著。
  方士的起源
  起源于战国时燕、齐一带濒海地区,从战国末年,即齐威宣王时候,这些人便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传授系统,《史记》中将他们叫做 “方仙道”。同时还提到了其中的几个典型人物,宋无忌、正伯侨、充尚和羡门子高。
  秦汉后渐盛。如秦之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等。道教承袭了方士炼丹采药之术,作为修炼方法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新唐书.李德裕传》:“帝方惑佛老,祷福祈年,浮屠方士,出入禁中。”《元史.释老志》:“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
  方士的由来,事实上更早于此,如我国古代传说的篯铿、容成、西王母、素女等,也应当说是一些方士。篯铿相传是尧时人,是我国最早的养生家之一,《庄子·刻意篇》说: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之所好也。”这里所说彭祖,就是缝铿。《楚辞·天问》中也说:“彭铿斟雉帝何飧,受寿永多夫何长久?”孔子也曾经说:“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不作。”肯定我国古代是曾经有过这一号人物的。容成是黄帝时人,以研究房中术而得名。《后汉书·方术传》说:“冷寿光行容成公……法。”《列仙传》也说:“容成……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发白变黑,齿落更生。”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更多,相传他和黄帝也曾经有过一些瓜葛,《山堂肆考》引《黄帝出军诀》说:帝讨蚩尤,西王母以符授之。帝寤,立坛而请,有玄龟衔符,从水而出。”他并认为这是道家符箓之始。素女也是黄帝时候的女方士,晋张衡诗:“明灯巾粉卸,设图枕衾张,素女为我师,天教老轩皇。”《抱补子》中也说:“黄帝论导养,而质之玄、素二女。”我国类似这样的传说,可以说是数不甚数;由于这些传说甚嚣尘上,还曾经深深引起了孔子的反感,所以他“不语怪力乱神。”但由此可以看出,方士和其神仙的思想,确乎是由来甚早的。
  我国旧习,从来吴楚之人多信神鬼,《楚辞》中也经常谈到什么 “云中君”、“湘夫人”之类的神仙人物。《楚辞、远游章》说:“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澄清兮,精气入而粗秽除。”更清楚地叙说了他们吐纳服气的思想。所以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某些地区的民族神仙思想也有可能给予这些方士们以一定的影响。
  此外还有墨子的鬼神思想。墨子是和孔子差不多同时的人,《淮南子》高诱注说,他是鲁人,一曰宋人,曾做宋大夫。墨子书中鬼神思想特别浓厚。他在《明鬼篇》中说: “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首先肯定了鬼神是确有其物的。《天志篇》中说,自古以来的明王需要“上事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这又说明了他对鬼神的崇拜、认为一定要善事鬼神。同篇中还说:“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说明了善事鬼神的利害。《非命篇》中说,“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更暴露了他神道设教的思想。当然他的鬼神思想和方士们的神仙家思想是不一样的,但它和早期道教的“三官考校”思想如出一辙。五斗米道利用符水请祷,行三官手书之法;后来的天师道因袭其事,又产生三官考校的说法。尤其魏晋方士,广行符咒,对于墨子所遗留下来的《墨子五行记》最为推崇
  方士的思想
  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讲求长生,认为服食、淫祀可以成为神仙。司马迁说他们是 “形皆(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班固将他们叫做“神仙家”,《汉书·艺文志》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平心意,同生死之域,而无怵惕于心中。
  他们这种神仙思想的根源,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中国古籍上最早谈到长生的是《老子》。《老子·守道篇》中说: “是谓根深蒂固,长生久视之道”。《韬光篇》中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外其身和后其身,则完全是为了取法天地,认为天地就是这样取得长生的。因为必须后其身和外其身,也就是要不自生,然后才能一够身先和身存,身先与身存就是长生之道。此外,他还谈到不少有关长生的方法,如“守中、抱一、无为、不争”等等。最早具体描绘神仙的,则是《庄子》,他所说的“藐姑仙人”和“列子御风”即都是有关神仙的故事。
  但方士的神仙思想,我们不应当单纯地认为是脱胎于老庄,根据史籍,我国最早的方士是和老子时代相仿的苌弘。《史记 ·封禅书》:”苌弘以方事周灵王(公元前571年——545年),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诸侯不从,而晋入射杀苌弘。”这种设射狸首的方法和两汉以来的魇胜之术颇多相似;和后来“喇玛教中的咒人术,更如出一辙,显然这是我国古代巫术中的把戏。这说明方士亦源于巫觋。《汉书、艺文志》阴阳家二十一家中有《苌弘》十五篇;《史记》和《汉书》中也都说过,著名的方士羡门则是阴阳五行家邹衍的弟子,这又说明了方士和阴阳五行家的关系。
  方士的方
  1、“方”就是“道”。这在前面已经谈到,“方士”就是“道士”《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唐成玄英疏说:“方,道也”。《秋水篇》说:“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成玄英疏又说:“方,道也”。所以“治方术者,”就是治道术者;“大方之家”指的就是“治道之士”。
  2、“方”的另一涵义,就是“方册”或“方策”的意思,唐韩愈《与孟尚书书》:“圣贤事业,具在方册。”程大昌《演繁露》说:“方册云者,书之于版,亦或书之于竹简者:通版为方,联简为策。”方册就是方策,《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所以方?就是古代的书,也就是秦汉间所流行的“竹简”。所以广义的说,方士的涵意,也可以说就是书生,当然也包括了儒生在内。秦始皇时,方士们欺骗了他;他却迁怒于诸生,将四百六十余人,尽坑之于咸阳。他儿子扶苏向他解释方士和儒士的不同。他盛怒之下,又将扶苏远谪于边地,监军上郡。这就说明了,当时的方士是包括了儒生在内的,所以我们也无妨概而言之,说方士就是书生。所谓方术,也就是书上曾经记载过的某些方法。
  根据以上两种涵义,我们可以领会到, “方”的内容,应当是非常广泛的。《史记·武帝本纪》说:“齐人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后来刘向整理《鸿宝万毕木》时,竟获方两万有奇,其范围之广,我们可以想见。《太平经》中,将方叫做“诀”,其内涵之广,更是无所不包了。
  《汉书·艺文志》中,将方分为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类。《后汉书》华佗、左慈等三十五人的《方术列传》中则包括了天文、医学、神仙、占卜、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等更多的方术。
  其实,在我国古代除了六书:礼、乐、书、数、射、御而外,其它的一切都叫做百工技艺,它们也都可以叫做方术。
  方士们的 “方”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除了前面所说的求仙药和淫祀而外,《史记》、《汉书》中也有不少其它的记载:
  1、人主微行方 《史记·封禅书》卢生建议始皇,居处要不令人知,这样才能得到长生之药。他说:“方中、人主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子神。”
  2.祠灶谷道(道即方) 《汉书》、《武帝本纪》: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祀灶、则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
  3.却老方 这是李少君骗人的主要方术之一,他曾挟此方偏游于豪贵之门。《武帝本纪》说:“少君者,故深泽。候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尝自谓年七十,能使物不老。其游,以方偏诸侯。”
  4.斗旗方 这是汉武帝给与栾大的考验。《武帝本纪》说:“于是上先验小方,斗旗,旗自触击。”栾大以此便取得了武帝的信任。
  5.黄帝谷仙术 这是王莽时方士苏乐的方术之一。《汉书·郊祀志》:“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先鬻鹤髓、璃、瑁、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
  6.重道延命方 这是《汉书·刘向传》所记载的邹衍传方。
  以上都是《史记》《汉书》中曾经著录过的著名方术。其中还有一个颇饶趣味的有关 “方”的故事,就是秦汉以来相传修道之人忌食马肝。汉武帝于杀死文成之后,又让栾大替他效忠修方;为了掩饰文成的死,他向栾大说:“文成食马肝死尔;子诚能修其方,吾何爱乎。”封建帝王和方士之间,互相以“方”愚弄,令人可发一噱。后人有诗云:“死为文成食马肝”,就是讥讽汉武帝这一件事的诗。
  此外许慎《说文》中说: “青蚨还钱”。郑玄《周礼注》中也说:“阳燧取火、鉴镜取水、莽草熏鱼、牡蛎烧灰去蛎壳”,皆为汉人著述中所曾提到的方。
  关于以上的方,谷永在上汉成帝书中说: “及此言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玄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将当时所谓的方,简略地做了一个介绍与评价,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方是些怎样的内容了。
  关于方的集大成著述,我们知道的有《淮南枕中鸿宝秘书》。《汉书·宣帝本纪》说: “大夫刘更生(向)献淮南枕中鸿宝秘苑之术。”《刘向传》中则说得更详细,它说:“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据葛洪《神仙传》说,《枕中鸿宝苑秘书》就是淮南王专言黄白之术中篇八章的第三章。《隋书、经笈志》中有《淮南万毕经》及《淮南变化术》各一卷,《唐书·艺文志》中有《淮南万毕术》一卷。相传即为其书,这些书今并不传。清人孙冯翼、茅泮林曾就古书中的引文钩辑了一个辑本,名《淮南万毕术》 (见《丛书集成》初篇)。此外,叶德辉也有辑本(见《观古堂》二集)。这些虽非全豹,但颇可看出当时所谓方的一鳞半爪。其中有谈服食以致不老的方,“曾青为药,令人不老”,涉水不沉的方,“取蜘蛛与山狗及猪脂置瓮中,密以新缣,仍悬室后;百日视之,蜘蛛肥,杀之以涂足,涉水不没矣”。又一法“取蜘蛛二七枚,内瓮中,合肪百日以涂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涂足,不用桥梁”。有避鬼疫方,”岁暮腊,埋园石于宅隅,杂以桃弧七枚,则无鬼疫”。类似这一类的方很多,其中有的是古代医方,如“守官涂脐,妇人无子”,又“青泥杀鼇,得苋复生”,都是曾见于古代医书中的陈方。也有些是颇合于近代物理的,如“首泽浮针”,注曰:“取头中垢以涂塞其孔,置水即浮”。又“铜瓮雷鸣”,注曰:“取沸汤置瓮中,坚塞之;内于井中,则作雷鸣,闻数十里”。这都是物理的当然现象,本来不足为奇的事;不过古人缺乏科学知识,对此不能理解,于是即视为神奇了。但其中绝大多数则是荒诞不经的。
  晋葛洪《抱朴子》中对此也记载了不少。
  《遐览篇》: “其变化之术,大者惟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符用药,无所不作也。”其书传于墨子;刘安钞取其要,进行了改编。这是更早于邹衍的传方。由此可证墨子的神仙思想,是和方士们有着一定渊源的。
  同上《遐览篇》中说: “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亦大术也。其《淮南鸿宝万毕>>皆无及此书者。”
  “又有《白虎七变法》与《墨子》及《玉女隐微》略同。”
  《玉女隐微》和《白虎七变法》都是和《淮南鸿宝万毕》一类的秦汉方书而流传于魏晋之世的。
  又《抱朴子》中还提到了什么《三皇文》、《五岳真形图》之类的符图典笈和《太清丹经》、《九转丹经》、《金液经》等丹经书,应当也都是秦汉方士们所留传下来的方书。不过这些记载,较诸《史汉》所述,则更属奇突不经。
  至于魏晋方士们的传方,《抱朴子·论仙卷》中也曾经谈到过,他说: “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其衔药者,游戏终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药粉桑以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皆止不长。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其说是否有验?因方的内容不详,我们只能姑妄听之。
  自秦汉至魏晋,方士不是少数的人;方更不知道有多少 ?里面固有一些是炫世欺人的把戏,但也有不少是古代研究技艺的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原始科学技术,如《庄子》中即曾提到过,越人曾传“不龟手”方等。我们对此一概予以蔑视,则也是不对的。
  没落
  秦汉方士的没落,主要是由于西汉文人的反对与打击。正当西汉方士挟持方木,遨游诸侯之门,风头正健的时候;前面已经谈过,张敞向成帝上书,规劝他不要接近方士,这是给予方士们的当头棒喝。继之而起是谷永,他更大声疾声,批判了方术的虚伪性。此外如黄宪、王充、扬碓等人也都是反对方士与方术的。当时的封建帝王们久受方士的欺骗,铸方又多不验,兼以处于多方面舆论的压力下,日久天长,他们对于方士的信任,自然就会淡泊下去,方士们的登龙之术,也就无从施其伎俩了。
  与此同时,和方仙道同源异流的黄老之学一时大兴。据司马谈说,黄老之学系出于河上丈人。后来由于窦太后和景帝的提倡,进而兴盛。西汉的显宦和学者们,如曹参、陈平、田叔、黄生、邓章、郑当、司马谈、严君平等即都是治黄老之学的人。当时文人多喜爱黄老而厌恶方仙,黄宪《四难》即痛斥方士,说他们不是老庄流裔,不配和浮屠老子相提并论。王充是崇尚自然的老庄信徒,他在《论衡·道虚篇》中也痛斥方士和方术。扬碓著《太玄赋》深赞老子 “直道不行,其次之曲”的道理,说“执太玄兮,不拘弯兮。”但也反对方士,说他们是“甘饴含毒,难数藏兮。”由于这些人们的攻击,方士乃不得不予以匿迹,方仙道也就从此不为人所称道了。
  继方仙而出现的就是黄老道。《后汉书·襄楷传》说,桓帝事黄老道,还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皇甫嵩传》说: “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养畜弟子,跪拜首过。”他所奉持的经典则是《太平青领书》。”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
  当黄老道盛兴的当时,方仙道逐渐销沉了。
  【二】
  官名。《周礼》谓秋官司寇所属有方士,设中士十六人,以下有府、史、胥、徒等人员。掌都家的狱讼。郑玄谓:都,周王子弟与公卿的采地;家,大夫的采地。方士听取都士、家士办案结果,呈报司寇,以便审核定案。
  方士
  ①养生名词。遵崇神仙思想而推奉方术之士。《史记·秦始皇记》:“方士欲炼以求奇药。”其出现不晚于周,至秦汉大盛,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方士集团,即所谓方仙道或神仙家。又以所主方术不同而有行气吐纳、服食仙药、祠灶炼金、召神劾鬼等不同派别。神仙思想及其方术,成为后世道教的核心内容与精神支柱。
  ②明代医生。字邦彦,福建莆田人,精通医术,济人利物,人称赞之。
  【三】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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